【在北京赶大集】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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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宝

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是北京市顺义区北务大集开市的日子。不到上午七点，做家纺品生意的小曹从河北大厂赶到集市，搭棚子、支摊位，把家纺品从面包车里拿出来，再整齐地码在摊位上。

北务大集沿着北务路东侧、市京路、道口村路及北务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铺开。上午七点以后，随着摆摊的商户和消费者多了起来，集市也热闹起来了。小曹很快卖出四对枕套，一共二十五元。

在北京五环外，这种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开市的大集还有很多。每个大集的开市日期和频次不一，北务和马坊等大集一个月开市六次，沙河、台湖等大集每月开市超过十次。

集市是一种古老的周期市场，北方称为“集”，南方称为“场”或“街”。“集”根据规模大小又分为大集和小集。北京有些大集已有数百年历史，如马坊大集从清朝康熙年间流传下来；有些大集因各种原因消失，如高丽营大集；也有闭市后重启的，如通州周营大集。

昌平沙河大集是北京传统大集之一，负责人闫立杰告诉经济观察报，沙河大集可能不是北京最火爆的传统大集，但也是其中之一，不仅吸引了周边年轻人前来打卡，也吸引了大量城区居民驾车来逛。

北京某大集的一位市场管理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大集在满足偏远地区百姓物资需求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兴起，部分郊区传统大集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不转型，或者转型不成功，有一大部分会逐步消失”。

跑集

小曹主要经营床单、被罩、枕巾、枕套等家纺用品，价格不高。

　　其中枕套有八种不同的颜色和款式，有的十元/对，有的十五元/对。小曹说，这个价格比商店的便宜一半。

在大集上卖商品，薄利多销是通行的策略。北务大集的消费者主要为附近村民、工厂和工地的工人，对价格较为敏感。小曹的第一单卖出去了四个枕套，总计三十元，小曹给对方优惠了五元，顾客是工厂采购人员，枕套用在员工宿舍里。

小曹算了一笔账，摊位费每两个月交一次，折合每次出摊摊位费为三十元至四十元；从大厂到顺义来回路程七十多公里，油费加上饭费需要七十元到八十元。综合算下来，每次出摊的成本是一百多元。

北务大集农历逢三、逢八开市，一个月有六个大集，其余的时间，小曹在其他大集摆摊。他说，自己的面包车挂的是外地车牌，进入六环和通州的次数被限制，只能选择顺义和平谷的大集。每个大集卖到三四百元才能保本。

5月6日一早，做水果生意的阿强也来到北务大集。把车停好后，阿强把一箱箱水果从车上搬下来，倒入摊位上的篓子里。摊位面积四五平方米，一天的租金在七十元到八十元。

阿强的汽车后备厢放了不少新鲜的果树叶子，水果摆放好了，他再把树叶随机盖在水果上面。阿强说，做水果生意“卖相”很重要，虽然不是水果自带的叶子，也能吸引顾客，“做生意就是这样，方方面面都得想办法。”

5月8日上午，阿强的水果摊位又出现在昌平的沙河大集。沙河大集每周三、五、日开市。因周边有大量城市居民区、企业和高校，加上短视频博主频繁光顾，这里成为北京最火爆的大集之一。

阿强说，北务大集到11点就没有多少顾客了，每样水果准备两箱足矣；沙河大集顾客多，营业时间更长，每样水果至少需要准备五箱。“北务一个集下来能卖七八百元，沙河能卖两三千元”，所以，沙河大集是阿强的主战场。

5月7日7点半，做豆腐生意的老屈已经在平谷的马坊大集摆好了摊位。老屈是河北三河人，在京津冀地区，三河的豆制品很有名。老屈平时在昌平小汤山和马坊的大集摆摊，选择马坊是因为距离三河近，路费低。

5月7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在通州张家湾枣林大集卖菜的老张准备收摊儿了。“市场里面已经没几个人了，到外面的路边再卖一会儿就撤了”。

老张在枣林大集的摊位费一天二十元，但他还是觉得贵。他说，一天下来，最多赚一百元左右，抛去摊位费就只剩下七八十元了。枣林大集也有三元、五元的摊位费，但他住得远、来得晚，每次都抢不到。2011年，老张离开河南老家到北京，开始活跃在通州的各个大集上。

小曹、阿强、老屈、老张常年游走于北京各个大集，被称为“跑集”。每个大集，除了少数本地蔬菜和水果种植户外，大多数均为跑集商户。他们虽然不是游商，但每天奔波于各个大集，成为商贸领域的一个特殊群体。

有人欢喜有人愁

沙河大集位于沙河镇南一村的休闲广场，这里平时是村民和周边居民的休闲场地。大集周边有不少居民小区，距离沙河高教园区也不远。每逢大集，不少附近居民和高校学生会来摆摊、赶集，也有市内居民专门开车来赶集。

闫立杰告诉经济观察报，沙河大集有二十多年的开市历史，每个大集有千余商户参与，商户营业流水总额预计在三百万元到四百万元，每个商户平均日营业额在两千元到三千元。

沙河大集还为商户和赶集居民设立了八百多个车位的停车场。闫立杰称，周日的大集，停车场的车流量大约在一千辆次，少部分来自商户，大部分来自从城区前来赶集的人。

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政府人员介绍，沙河大集的日均流动人员数量超过一万人次，周末最高峰可达两万人次，低谷期也有几千人次。

阿强说，水果生意损耗较大，除了自然风干外，想要吸引顾客购买，要让顾客免费品尝；再刨去摊位费、路费等，沙河大集一天能带来的净收入在七百元左右，北务大集一天能赚三百多元。

阿雅在沙河大集做草莓生意，她家在北京有二十多个草莓园子，每天产量为一千四百斤左右，她摆摊一天能卖出七百斤左右。剩余的草莓，批发出售一部分，家里人在其他大集再摆摊出售一部分。

阿雅说，2023年草莓价格一斤十五元，大部分通过批发渠道销售，多数时候不需要零售；今年草莓行情不好，价格降到九元，批发渠道的销量较差，只能出来摆摊，“亏本也得卖，否则都得烂在地里”。

沙河大集一位卖羊汤的商户告诉经济观察报，他的摊位费一个季度一万两千元，羊肉汤二十五元/碗，羊杂汤十三元/碗，一个大集能卖出七百碗到一千碗，每天流水一万元出头，减去各项成本，净利润超过两千元。

但多数大集并没有沙河大集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北务、马坊、枣林、沿河等远郊区大集的消费者多为周边村民、工厂和工地的工人，消费能力相对较差。大部分商户处于“回本容易赚钱难”的状态。

在马坊大集卖樱桃的小刘感叹买卖不好做。他的樱桃按照个头大小分为二十八元/斤、三十八元/斤和四十八元/斤三个价位，每天最多能卖七八百元，但也有时只能卖四五百元，连摊位费也赚不回来，“去年轻轻松松能卖一千多元”。

小刘说，他上午到北京几个主要大集摆摊，午后到居民小区门口摆摊。同样的樱桃，小区门口每斤能多卖二十元，“今年小区门口也不好卖了。原来小区门口卖不掉的，第二天来大集卖，小区能卖完就不来大集了；现在每天都得来大集，大集也卖不完”。

小曹说，2020年以前，他的家纺产品一个大集能卖一千元左右，2023年也能卖四五百元，“今年春节后，一直都是三四百元，没有上过五百元”。他想过转行，但积压的库存太多，也没有发现其他赚钱的机会。

老屈常年奔走在北京的各个大集，他观察到一个变化。往年，来赶集的人，大部分都是大包小包、满载而归；今年，大部分只买两三种商品，“你看那些离开的人，没有一个拉杆箱是满的，很多人还是空手走的”。

出路

集市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每当谈起过去的大集，都会津津有味地回味一番。作为一座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北京部分大集也有较长的历史，如平谷的靠山大集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沙河大集由南一村经济合作社负责运营，商户多，消费品类丰富，消费群体规模较为庞大，目前保持较好的运营状态。虽然年轻消费群体占比相对较大，但主要消费群体依然以老年人为主。

闫立杰说，沙河大集一方面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品类丰富的消费场所，能够满足多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商户提供了一个赚钱养家的平台，同时也为本村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和收入。

沙河大集市场每年的租金收入有数百万元，大部分用于集市的日常运营和维护升级，剩余部分作为村集体收入。闫立杰介绍，大集管理人员有一百多名，全部来自南一村，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每个大集的性质不一样，有的大集是私人老板承包，可能以盈利为目的。”闫立杰说，沙河大集由“公家”运营，不以盈利为目的，市场管理方每年都会对相关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也会对管理服务水平进行提升。

马坊大集也有超过三百年历史。马坊大集位于马坊农贸市场大院内，只有开市时才营业。院内划分为日杂、小百货、大百货、蔬菜、水果、糕点等数个区域。

在马坊大集摆摊的多数为跑集商户，还有一部分是出售农产品和土特产的本地商户。5月7日当天，院内仍有大量空置的摊位，前来赶集的人多数为老人，鲜有年轻人光顾。

前述北京大集市场管理人士认为，郊区大集的没落是必然的。传统大集设施较为落后，很难吸引到年轻人，多数以老年人为主。而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普遍较弱，已经很难支撑起一个大集的正常运转。

老屈说，靠近城区的大集，能吸引大量城市居民前来，生意相对好做一些；郊区的大集生意普遍不如往年，“好像人们一下子不愿意消费了，原来人们赶集，无论多少钱，需要就买了，现在都先问价格，觉得太贵就不买了”。

无论是靠近城区和居民聚集区运营较好的大集，还是在偏远郊区苦苦支撑的大集，都存在一些天然缺陷。

首先，由于在露天场所经营，缺乏科学合理的摊位规划，大集环境普遍脏乱差，一定程度限制了消费力。比如夏天上午十点半以后，气温升高，大集客流就会明显减少；而冬天恰恰相反，接近中午时，客流才开始多起来。

其次，由于经营场地属于临时性场所，大集很难吸引到有经济实力、有运营经验的企业参与。上述大集市场管理人士说，需要将大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关闭”。

再次，大集的商户多数为个体户，虽然多数大集并未强制要求商户办理工商、食品卫生等相关执照，但并非没有任何风险。“一旦出现公共安全事故，这些存在的短板就会突显出来”。

这些天然的缺陷如何解决？2024年春节前后，北京在工体和农展馆举办的几场大型的年货大集，是上述市场管理人士看来的一个可参考方向。

但“高大上”的大集是否还能满足普通老百姓的低价需求，也是该人士担心的问题。他说，近几年已经有三个大集先后永久性关闭，传统大集想要传承下去，需要政策多方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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