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规矩成方圆，不守规矩，成竹林七贤】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

竹林七贤是历史上相当特别的一群人，学者汤一介认为，他们所代表的，正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魏晋风度，是以礼法教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中的异类。

然而，他们的洒脱起于无奈，汤一介说，他们“生不逢时”，所以借酒消愁，转而追求精神的自由。从看似消极中，另辟蹊径，开创出一种风骨，这大概就是七贤的独到之处。

下文摘选自《汤一介 乐黛云：给大家的国文课》，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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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到底是什么？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这大概说的就是“魏晋风度”。

而“七贤风度”应是“魏晋风度”的集中体现。“七贤风度”既表现在他们的性情、气质、才华、格调等内在的精神面貌上，也表现在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等外在风貌上。“七贤”的“七贤风度”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这种“风度”只能由魏晋时期的社会环境造成，也只能为“七贤”的特质性情、人格所造成。这种“风度”可以说最主要就表现在他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上。

“越名教而任自然”一语见于嵇康《释私论》中。嵇康、阮籍反对当时的所谓“名教”，所谓“名教”是“名分教化”的意思，指维护当时皇权统治“三纲六纪”的等级名分，也就是说主要是维护自汉以来皇权统治的“礼教”。至东汉“礼教”已经为世人识破，当时有歌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所谓“任自然”从“竹林七贤”的言谈举止看，是指“任凭自然本性”或说“任凭其心性的自然情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求自由自在地抒发自己内在的情感，而不受虚伪礼教的束缚。

曹魏政权相对汉末，虽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所改革，但并没有能阻止当时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司马氏作为世家大族政治势力的代表，其政权所依靠的集团势力一开始就十分腐败，当时就有人说这个集团极为凶残、险毒、奢侈、荒淫，说他们所影响的风气“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奢侈浪费腐化的风气，对社会来说比天灾还严重），可是他们却以崇尚“名教”相标榜。

在嵇康、阮籍看来，当时的社会中“名教”已成为诛杀异己、追名逐利的工具，成了“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那些所谓崇尚“名教”的士人“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外表道貌岸然，内里藏着卑鄙的感情，欲望无止境，而以欺诈伪装来追求名誉）。为反对这种虚伪的“名教”，《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些“七贤”的“恣情任性”，显露自己内在的真实感情、任凭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发挥以超越“名教”的束缚的言行。

关于阮籍遭母丧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任诞》中有三段记载。其一说，阮籍的母亲去世，他完全不顾世俗的常规礼仪，蒸了一只很肥的小猪，又喝了两斗酒。然后临诀，举声痛号大哭，因吐血，废顿良久（身体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

按照所谓的“名教”，临父母丧事，子女是不能吃肉喝酒的，而阮籍全然不顾。照阮籍看，临丧不吃肉喝酒只是表面形式，与自己内心的这种椎心泣血真情的悲恸毫不相干。阮籍在母亲丧事上的举动表现了他对母亲真正的孝心和深深的感情， 所以孙盛《魏氏春秋》说：“籍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礼，而毁几灭性。”（阮籍的性情是非常孝顺的，虽然丧母没有遵守常礼，实际上悲痛得伤了身体。）有一次阮籍的嫂嫂即将回家，阮籍就去与她告别，遭到别人讥笑，因为这样做是违背礼的，按《礼记·曲礼》说，“嫂叔不通问”，于是阮籍干脆公开宣称：“礼岂为我辈设邪！”阮籍敢于去与嫂告别，表现了可贵的亲情和对女性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这正是“七贤”坦荡的“任自然性情”的精神。

“七贤”中还有一位名士王戎。据《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王戎和另外一“名士”和峤同时遭遇丧母，都被称为“孝子”。王戎照样饮酒食肉，看别人下棋，不拘礼法制度，其时王戎悲恸得瘦如鸡骨，要依手杖才能站起来。而和峤哭泣，一切按照礼数。

晋武帝向刘毅说：“你和王戎、和峤常见面，我听说和峤悲痛完全按礼数行事，真让人担忧。”刘毅向武帝说：“虽然和峤一切按照礼数，但他神气不损，而王戎没有按照礼数守丧事，可是他的悲痛使他瘦骨如柴。我认为和峤守孝是做给别人看的，而王戎却真的对死去的母亲有着深沉的孝心。”一个“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一个是“哭泣备礼”，而“神气不损”，究竟谁是假孝，谁是真孝，谁是装模作样，谁是孝子的真情，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据《晋书·刘伶传》说：“刘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刘伶感情豪放，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把外在的世界看得那么重要，齐一万物，淡默少言，不随便和人交往，可是和阮籍、嵇康在一起时，精神一下子就来了，拉着手到树林去喝酒了。）

可见刘伶也是一位有玄心、超世越俗的大名士。《世说新语·任诞》说刘伶常常不穿衣裤，裸露身体，在他的屋子里狂饮美酒。有人进到他的屋中，看到如此形状，就对他讥笑讽刺。然而刘伶却说：“我是把天地作为我房子的屋架，把屋子的四壁作为我的衣裤，你们怎么会进到我的衣裤里了呢！”

这虽有点近似开玩笑，但却十分生动地表达了刘伶放达的胸怀和对束缚人们真实性情的礼法的痛恨。这则故事是不是有什么来源呢？我想，它很可能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的一段话有关。阮籍用虱子处于人的裤裆之中做比喻。虱子住在裤裆之中自以为很安全、惬意，因此不敢离开裤裆生活，饿了就咬人一口，觉着可以有吃不尽的食物。当裤子被烧，虱子在裤裆中是逃不出去的。

阮籍用此故事比作那些为“名教”所束缚的“君子”，不是就像虱子在裤裆之中生活一样吗？阮籍认为，那些伪君子“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即制定并死守那些礼法，用它们来控制老百姓。

02

“世道越来越坏了”

为什么阮籍、嵇康那么痛恨“名教”，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对当时提倡“名教”的虚伪面貌已有清醒的认识，而且深刻洞察到“名教”本身对人的本性的残害。阮籍、嵇康认为，人类社会本来应和“自然”（指“天地”）自然而然的运行一样，是一有秩序的和谐整体，但是后来的专制政治破坏了应有的自然秩序，扰乱了和谐，违背了“自然”的常态，造出人为的“名教”，致使其与“自然”对立。

正如嵇康在《太师箴》中所说：上古以后社会越来越坏了，把家族的统治确立起来，凭着尊贵的地位和强势，不尊重其他人，宰割鱼肉天下的老百姓，来为他们统治集团谋取私利。这样君主在位奢侈腐败，臣下对之以二心。这个利益集团用尽心思不惜一切地占有国家财富。形式上还有什么赏罚，可是没法实行，也没法禁止犯法。以至于专横跋扈，一意孤行，用兵权控制政权，逞威风、纵容为非作歹，其对社会的祸害比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还重。

刑法本来是为了惩罚作恶的，可是现在成了残害好人的东西。过去治理社会是为天下的老百姓，而今天却把政权作为他们个人谋私利的工具。下级憎恨上级，君主猜忌他的臣下。这样丧乱必定一天天多起来，国家哪会不亡呢？（原文：“季世陵迟，继体承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

《竹林七贤》，清代杨柳青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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