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项楚】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

项楚，浙江永嘉人，1940年出生于湖北老河口。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史家，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1962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5年研究生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0年到四川大学任教。曾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曾三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有《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文学丛考》《敦煌诗歌导论》《寒山诗注》《柱马屋存稿》等。

遇到敦煌文献时，项楚36岁。

那是1976年，他在成都西北中学当了十年语文老师，上课教书，下课写诗、写小说，日子过得也算安逸。

敦煌，离成都有数千里之遥；至于1900年王道士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代写本，对项楚来说，更是遥不可及。那些文献分散在世界各地，英国、法国、苏联、日本，即便是藏在北京的那些，他也读不到。没有原件，可以退而求其次，读缩微胶卷。但那时，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北京有，敦煌有，成都没有。

年近不惑，资料不足，项楚还是闯了进去，不是想成名成家，只是单纯地想读通那些似懂非懂的文字，给那些让他困惑的问题找到答案。

不惑之惑

项楚的困惑，来自《敦煌变文集》。接触《敦煌变文集》，是因为编《汉语大字典》。因为编《汉语大字典》，项楚又一次调整了自己的人生航向。

1975年，《汉语大字典》被列入国家规划，由湖北、四川两省合作编写，四川编写组设在四川大学，老师们想到了川大中文系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项楚。

“1962年，我大学毕业。刚好四川大学中文系招研究生，有六朝唐宋文学专业，我对唐诗宋词有兴趣，就报名了。那时，国家刚经历了困难时期，能读研究生的是极少数，我是幸运儿之一。”今年83岁的项楚，鬓眉皤然。熟悉他的人说，项楚年轻时就平和而谦逊。

当然不只是幸运。那一年，四川大学中文系首次招收研究生，名额三人，宁缺毋滥，最终只有南开大学毕业的项楚一人通过考试，师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庞石帚。

项楚是浙江永嘉人，出生在湖北老河口，自幼随家人“走南闯北”，没几年就换一个地方。他到过北京，回过老家永嘉，1957年从南昌考上了天津的南开大学。考上研究生，到了成都，项楚终于落下了脚。

甫一入蜀，项楚就感到，地处西南的川大，学风偏于保守，远不如南开活跃。不过，这里的很多老师虽然清贫，却心无旁骛，专注于学问，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这正合项楚的心意。

三年后，项楚研究生毕业，到凉山甘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

“这个军垦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军事化管理，生活艰苦，但能吃饱饭。知识分子到那个地方，主要是没书可读，精神生活贫乏，也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还好，无书可读的项楚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抄录了不少诗词，也写下了他的点滴感慨。有了闲暇，项楚就给战友讲诗。彼时，他尚未娶妻生子，但每讲到顾贞观的“母老家贫子幼”，都会生出无限感慨。还好，两年后，项楚回到成都，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直到被借调到《汉语大字典》编写组。

打开今天的《汉语大字典》，“编写人员”那一栏，清清楚楚印着项楚的名字，但他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参与编写，只是做了些搜集资料的工作。

编字典需要例句，《汉语大字典》的例句搜罗自历代典籍。当时的办法是给每人分配一种或数种典籍，各人因字索句，把相关的句子抄到卡片上，再写出释义。那么多书，那么多编写人员，分配给项楚的，偏偏是一部《敦煌变文集》。

乍一看，“变文”这种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通俗文学文体，好像很简单，什么“昔周国欲末，六雄竞起”（《伍子胥变文》），什么“妇人决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长城倒”（《孟姜女变文》），语言浅俗，近似白话小说。深入下去，项楚才发现并非如此。

项楚熟悉的唐诗宋词，属于雅文化，使用的多是雅言。先秦以降，雅言世代传承，即使古奥生僻，借助历代学者的训释、注解，大部分也都可以被释读。与雅言相对的，是俗语。俗语不登大雅之堂，自然也就不大容易被学人关注、解读，其中不少词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当敦煌藏经洞被打开，留存在变文中的大量口语、俗语词，仿若一个个无人触碰的“语言化石”，重现在世人面前，没人知晓它们的确切含义。再加上满纸俗字以及抄写过程中产生的错讹，使得解读敦煌文献中的这些俗文学作品，往往比理解经典作品还要困难。譬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一句“游泥伽蓝”，项楚思考数年都不得其解。

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如果不扫清俗字、俗语词的障碍，就无法真正读懂那些敦煌文献，自然也就无法展开深入的研究，“继承与弘扬”更是奢谈。

面对这些文字，项楚想要破谜。好在，他找到了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部出版于1959年的著作，导夫先路。

“这本书就像一盏指路明灯，是我进入敦煌学的导师。”项楚如获至宝。有了这本书的考释，很多原本难懂的语句豁然而解。可读着读着，他发现，敦煌文献里的许多词语，在这部书里找不到答案；再深入下去，又发现，有些词，书里的解释似乎并不太恰当。不过，借着这盏明灯，项楚看到了一条崭新的学术之路：拂去千百年来蒙在这些词语之上的尘埃，再现它们活泼泼的原貌。至于这条路是鲜花锦簇还是荆棘密布，他没多想，只是一往无前。

恍然大悟

想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没有他法，唯有读书。

虽然读不到原始文献，但项楚有《敦煌变文集》、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还读到了学界发表的一些论文，通过这些材料或多或少揭示的内容，他在脑海中一点点拼凑起那些疑难字词本来的模样。1980年，他调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图书馆里众多传世典籍任他采撷，不必说《全唐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就连图书馆里尘封多年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也终于等来了知音。

那时的项楚已经觉察到，今人研究敦煌俗文学作品，除了要跨越错字、俗字、俗语词的障碍，还要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观念。唐代，佛教在民间广为流行，敦煌变文中有很多佛教题材的作品，其他作品也大量涉及佛教思想、典故、语言。对于唐人来说，这些文字称得上通俗易懂，而当代不甚了解佛教的读者，即便是鸿儒硕学，捧起这些文本，也经常犯难。想真正理解敦煌俗文学，就要回到千余年前敦煌变文创作、传播的语境之中。如何才能“穿越时空”？项楚决定读大藏经。

他读大藏经，不是浏览、不是翻检，而是踏踏实实逐字逐句地读，从图书馆早上开门一直读到傍晚闭馆。

“刚回到川大时，职称评定已经停滞了好多年，我什么职称也没有。职称评定停滞了，我不能停滞。当时我比较简单，没有去管提工资、分房子、发论文这些事，只是埋头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读书，不着急写文章。”用了两年多时间，项楚把《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的3000多部佛教典籍通读了一遍，有些书，反复读了多遍。

大藏经不好读。一开始，很多地方读不懂，但他手头没有工具书，也没办法再借一部内容相关的佛典对照着读——按规定，大藏经每次只能借一册，要借另一册，就得把手头这册先还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读下去，“读下去，又遇到类似的情况；再读下去，又遇到类似的情况……慢慢地，好像有点似懂非懂的样子，再读下去，就懂了”。

他懂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中那句困扰了他多年的“游泥伽蓝”，原来应该是“淤泥伽蓝”，因为字形相近，抄书人把“淤”写成了“游”。古人常把“淤”与“污”混用，“淤泥”即为“污泥”，是弄脏之义；“污泥伽蓝”意为弄脏寺院，佛教视之为一种恶业，有文献为证：“彼诸众生污泥僧伽墙壁，所以得如是报”（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寺舍往来，践踏污泥，饮酒食肉，无厌无足”（《礼忏文》）。不仅佛教文献，唐诗中也有“污泥龙王宫”（卢仝《冬行三首》之三），与“污泥伽蓝”用法类似。

他懂了。独坐于书桌之前，沉浸于学问之中，霎时间，一道灵光闪过，原本纠缠在一起的谜团顷刻条分缕析，眉目分明。项楚说，那是一种很舒适的感觉。有时，在恍然大悟的瞬间，这位在人们眼中“恂恂如也”的中年人，高兴得甚至要大叫出来。可他终究没有叫出来，又埋下头，继续读书。他知道，所谓灵感，不是幸运之神的眷顾，而是日复一日地阅读与思考，知识不断累积，问题不断碰撞，在那一刹那，终于融会贯通。

1982年的一天，项楚在川大中文系资料室翻看杂志，读到《中国语文》一篇题为《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运用》的文章，涉及敦煌变文语句，正是他关心的问题。项楚把这本杂志借回家接着读，因为第二天还要还回资料室，他就用晚上的时间边读文章边记下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敦煌变文校勘商榷》在1982年第4期《中国语文》发表，作者项楚。这位寂寂无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教师，“跨专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顶级学术期刊上亮相。很多语言学家问：“项楚是谁？”

语言学家

语言学界对项楚是陌生的，项楚对语言学界同样是陌生的。

《敦煌变文校勘商榷》刊出不久，项楚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一位女士看到他的名牌，便问：“你就是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的那个项楚？”她叫江蓝生，一年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毕业，师从语言学家吕叔湘、刘坚，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近代汉语研究室工作，既是刘坚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事，而刘坚就是项楚“商榷”的那篇文章的作者。

此前，项楚并不知道刘坚是谁。江蓝生告诉他，负责那篇稿件的《中国语文》编辑陈治文，不仅是刘坚的同事，还是他的大舅哥。文章刊出前，陈治文征询过刘坚的意见，这位几年后就任语言所所长的著名学者没有因为这是与自己商榷的文章而阻止发表。

项楚也不知道，在吕叔湘等前辈学者的倡导下，近代汉语研究愈加受到学界重视，江蓝生所在的近代汉语研究室，就是几年前新创建的。一般认为，近代汉语研究关注的是从唐初到清初的汉语口语。古代文献中大量保存口语资料的，既不是文人雅士的诗文，也不是历代官修的史书，而是汉译佛经、敦煌变文、白话小说之类的文本。无意中，项楚成为“预流”者。

项楚的兴趣一直是文学。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最吸引他的课程是王达津先生讲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那时运动多，学生还要外出参加集体劳动，耽误了不少课。临毕业，学校补开了几门，其中就有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的“文字音韵训诂”。文字、音韵、训诂合称“小学”，是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旧时被视作治学的基础。时间紧张，三门课被压缩成一门，每周两节。邢先生抓住重点，介绍了最基础的知识。没想到，多年之后，学生时代习得的十八般武艺派上了用场，再加上对文献的精熟，项楚如庖丁解牛般解析起一个个敦煌俗语词的来龙去脉。

《季布诗咏》：“千金不传老头春，醉卧阶前忘却贫。世上若也无此物，三分愁煞二分人。”项楚考证，这里的“老头春”，是酒的名字。唐宋时期，人们喜以“春”名酒，“老头春”之外，尚有金陵春、梨花春、洞庭春、蒲萄春，不胜枚举，今天的名酒“剑南春”亦是按照这个古老的传统以“春”为名，而给这酒命名的不是别人，正是项楚的老师庞石帚先生。

“可”，现在仍是常用词。项楚发现，敦煌变文中的“可”有时应释作“满”，而不能按照以往辞书中的义项去理解。其实，不只是敦煌变文，白居易的诗“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红绣毯》），刘禹锡的诗“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生公讲堂》），“可”都是“满”义，但历代字书都没有列出这个义项。其实，不只是古代文献，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就有“可院的牛马欢蹦乱跳，嘶鸣，吼叫，闹成一片”，“可院”就是“满院”。这说明，在当代东北方言里，“可”也有“满”的意思。

纵横古今，出入文史，项楚游刃有余。

1983年，吕叔湘先生捐出6万元个人积蓄，提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江蓝生明白，老师捐赠这笔钱，是希望扶植年轻人，她就把项楚的论文拿给吕先生看。除了《敦煌变文校勘商榷》，项楚那时还发表了《敦煌变文语词札记》《〈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伍子胥变文〉补校》等文章，多不在语言学期刊上，吕先生不容易见到。

语言学专业科班出身的江蓝生，也有资格参评这个奖金，而且她是吕先生的弟子，有“近水楼台”的便利，但她主动推荐项楚参评。

1985年岁末，《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消息，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评选结果公布，四川大学项楚获得唯一的一等奖。评审专家认为：“项楚的论文立论严谨，不为牵强附会之辞，征引繁富，考证精详。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其中有不少说法能纠正旧说的阙失和疏漏。”

这是当时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奖项之一，社会影响极大。项楚跻身“青年语言学家”之列，一举成名。

他读佛经，不是想做佛学家；他琢磨俗语词，不是想做语言学家。他仍然眷恋着文学。敦煌变文之外，尚有敦煌歌辞；敦煌歌辞之外，尚有王梵志诗、寒山诗……他的探险才刚刚起步，他的殿堂才刚刚奠基。

逢人说项

注意到项楚的学界泰斗，不止吕叔湘。

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在国内学界广为流传。尽管这句话的原始出处不甚清晰，但老先生们急了。

“像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王永兴先生、宿白先生，他们爱中国的学术、爱中国的文化，希望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赢得尊严。虽然他们主要的研究领域不是敦煌学，但出于这种责任感、爱国心，他们自己做研究、招学生，也关注着学术界的情况，发现有个叫项楚的冒出来了，就想看看这个人怎么样。”知道项楚正准备写《王梵志诗校注》，老先生们高兴极了。

那时，从日本传来消息，汉学家入矢义高主持的一个读书会选定了中国学者新近出版的《王梵志诗校辑》，准备针对其中的错讹撰写文章。20多年前，中国学者撰写的《东京梦华录注》出现一些疏漏，遭到入矢义高严厉批评，国内学界大为震动。20多年后，这一幕是否会再次上演？那就要看中国学者能不能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整理本。担子压在了项楚肩上。

王梵志诗，唐代流传极广，宋人偶尔提起，明代似已无人知晓，清人编的《全唐诗》不录一字。直到敦煌遗书被发现，在文学史上消失已久的王梵志诗才重现于世，被海内外学者视作唐代白话诗的代表。

与变文类似，王梵志诗不如文人作品精致，俚俗口语多，佛教观念多，不少诗句今人难以索解，而这正是项楚感兴趣的谜题。

只感兴趣不行，还要快！他不停地写，没日没夜地写，把笔尖写歪了才喘口气，扳正笔尖，继续写。

铅字排版太慢，老先生们建议，书稿先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不定期出版物《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上影印刊出。每写六七万字，项楚就把文稿发航空挂号信寄到北京，请人誊清，以待影印。几个月，寄了七八次，50余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1987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出版，近500页的《王梵志诗校注》随之问世。如此一部大书，因为时间紧迫，作为一篇论文率先发表，或许史无前例。

支持项楚的学界中坚，不止江蓝生。

研究王梵志诗，项楚还是没材料。他不轻易打扰老先生，还是自己想办法。

王梵志诗缩微胶卷的照片，来自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当时规定，只为参与本院项目的学者提供资料，可他们还是把照片装了好几个文件袋交到项楚手上，操办此事的是李永宁研究员。

俄藏王梵志诗的复印件，来自一位海外汉学家。项楚后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梵志诗校注》中写道：“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从欧洲友人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列一四五六号王梵志诗卷的影本。长久的心愿一旦实现，真是喜出望外……一个遗憾从此消除了，禁不住提笔记下心头的欢悦。”当时，俄藏敦煌文献尚属秘籍，学者难以寓目。那位“欧洲友人”不知从何处得来王梵志诗的复印件，毫无保留地送给项楚，但不希望别人知道此事，项楚在书中只能称其为“欧洲友人”。如今，俄罗斯藏敦煌文献已全部公开，项楚终于可以告诉世人，那位“欧洲友人”是德国汉学家葛莲（DorotheeKehren）女士。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宋家钰听说项楚写《敦煌诗歌导论》没材料，主动提出为他洗印中国社科院收藏的敦煌文献照片。项楚急需某号卷子，就给宋家钰写信，宋家钰就把照片洗印寄来。项楚后来才知道，宋家钰洗印照片要经过申请，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原本不认识，后来也没再见过面。只见过那一次，他就这样无私地帮助我”。

从《王梵志诗校注》到《敦煌变文选注》，从《敦煌诗歌导论》到《寒山诗注》，项楚的书一部接着一部，厚重而扎实。另一位老先生，敦煌学家潘重规在一篇文章中说，他“不能自已地逢人‘说项’”“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这里的“项”，不是古人项斯，而是今人项楚；他邀请读者“品尝”的，也不是珍馐美馔，而是项楚的著作。

很长一段时间，海内外学术界“逢人说项”。项楚还是说，自己很幸运。当然不只是幸运。长者支持、同辈襄助，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文化，他们期待学术繁荣，他们视项楚为不世出的读书种子，他们视项楚的荣光为学术的荣光。

项楚不负众望。

《王梵志诗校注》及时问世，日本学者的批评文章尚未出场，便失去了价值。入矢义高为《王梵志诗校注》写了一篇字数不多但评价极高的书评，“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季羡林先生说，项楚对王梵志的研究，“把日本的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

项楚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刘石，多年以后给学生讲起自己老师的故事：“有些事情也真是匪夷所思，青灯黄卷的书斋生涯，有时也能在浑然不觉间担当为国争光的大任。”

项楚则说，跟老先生们接触久了，“觉得我也像他们那样爱国了”。

做笨学问

由语言而文学，由文学而文化，项楚一路前行。继“语言学家”之后，文献学家、文学史家、敦煌学家，一个个名号接踵而至。

老先生们有意把项楚调到北大，给他更宽广的舞台。项楚感念母校的培养，还是留在了川大，建立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创办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学生，带队伍。一个敦煌研究的重镇在西南异军突起，看似不可思议，却也顺理成章。

学生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有俗文学，也有雅文学，有唐宋明清，也有先秦两汉，项楚并不强求，“我主要是教一些方法”。

最重要的方法，当然是读书。

读书和读书不一样。有些人读书，虽然也勤奋，但过目即忘，读了白读。项楚读书，思维高度紧张，面对文献，一个个问题从头脑中跳将出来。他读大藏经，原本是关心汉译佛经的语言，可读着读着，就在佛经故事里找到了一个个古代小说的源头，读着读着，就寻绎出一条条文化演变的脉络。这种系连的能力，项楚称之为“敏感”。

老师的敏感，学生观察得最直接。

项楚讲敦煌文献选读课，和学生一起读原始文献。“读到一句话，卡住了，我们半天想不出来怎么解释，项老师很快就发现有个字的字形有问题，可能是假借。”张涌泉是项楚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追随老师的脚步，两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如今这位也已年近古稀的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仍对老师的“敏感”感叹不已，“从表面上看，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中的问题经常是没什么关联的，但项老师能破除字形、字义、字音造成的谜障，深入本质，找到答案。有的人没有这种敏感，读再多书也没用”。

项楚曾经设想，当年读大藏经时，如果手边有一部工具书，自己的学问会是什么样？他的答案是：可能当时读懂了，但过后就忘了。

现在的青年学者，不仅有工具书，还有古籍数据库，一点鼠标，成百上千条结果就来了。项楚告诉他们，新技术固然要学习，但检索不能代替读书，会堆砌材料不意味着读懂了材料，“我们要做些笨学问，花些时间读经典，慢慢涵泳、体会。把握到它的精神，那才是真正读懂了”。

“你轻易获得的东西，往往是表面的、肤浅的；只有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东西，才是深入的、深刻的。不然的话，做学问就变成很简单的事情了。”对于读书，对于学问，项楚保持着敬畏，一如从前。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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