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逊家族和真实的“继承之战”】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

李佩珊

“沙逊家族”的大名如今已经衰落。这个犹太家族曾经如日中天，创建的事业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生意。他们产业触角之广远，远超最为人所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今，沙逊家族遗留在上海和印度的那些美丽的老建筑，几乎是这个家族仅存在人们记忆中的痕迹。家族成员维克多·沙逊的华懋地产建造的“沙逊大厦”，也就是如今上海和平饭店的北楼，仍旧是繁华外滩引人注目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沙逊家族：一个犹太商业帝国的兴衰史》（TheGlobalMerchants:TheEnterpriseandExtravaganceoftheSassoonDynasty)一书，将这个已被遗忘的家族重新推回了当代人的视野。本书的英文版于去年出版，并登上了《纽约时报》等媒体的年度荐书版面。本书作者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沙逊（JosephSassoon）也正是这个家族最初留在巴格达的旁支中的一员。

沙逊家族的发家史，要从他们的先祖沙逊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大卫·沙逊被迫逃离巴格达讲起。十九世纪中叶，大卫带着他的家人逃难到了孟买。沙逊家族作为巴格达犹太人社区首领，在海湾地区积攒了良好的声誉和人脉。他们在客乡依靠小生意重新起家。不久后，家族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大生意”——鸦片。大卫在鸦片买卖中展现了他精明的头脑和独特的商业创新天赋。很快，沙逊家族成为了鸦片贸易的巨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鸦片就是整个家族横跨全球的贸易帝国的支柱。沙逊家族从这一主干出发，还逐渐发展起从棉花、海运贸易再到保险、银行的多样化业务。

沙逊家族的声名也和财富一样迅速崛起。他们的船只在亚洲的各大港口频繁出现。到十九世纪晚期，家族在孟买掌控的棉纺厂数量已远超竞争对手。大卫的长子——家族的下一任掌门人阿尔伯特，与一些成员移居英国本土，开始与同样富有显赫的英国犹太家族联姻，其中就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

然而，在巅峰的外表之下，家族的衰败也已埋伏在草蛇灰线中。大卫去世后，沙逊家族迅速分裂。沙逊家族创立的几个少数至今健在的企业，最终也落到了和沙逊家族毫无关系的境地。

这一情节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热门美剧《继承之战》中的洛伊（Roy）家族。一手建立起巨型环球传媒集团的老洛伊（LoganRoy），如大卫那样轻巧地操控着子女们为家族企业冲锋陷阵。但在他死后，失控的继承内斗让偌大的家业最终被外人收购把控。某种程度上，沙逊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继承之战”。

沙逊家族的“做大做强”，实则是和洛伊家族一样依靠“信息”做“全球化”生意，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帝国。《继承之战》中虚构的洛伊家族靠倒卖信息差和从事媒体行业发家。从表面上看，这和沙逊家族的主要业务鸦片和棉花贸易相差万里，然而两个家族崛起背后的逻辑实有共通之处：对“信息”的理解和把控，同样是是沙逊家族壮大到“全球”的关键。约瑟夫教授在书中点明，沙逊家族“心知肚明信息对他们生意的关键作用”。沙逊公司的总部虽然在孟买，但他们在全球重要的商业中心，如上海、香港、伦敦，都设有办事处，确保不漏听市场的脉动。

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就曾在《棉花帝国》中指出，全球信息网的形成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世界市场”开始发育的重要标志。而围绕信息流通而构建的国际金融信贷体制则是全球贸易的基石。沙逊家族敏锐的商业嗅觉让他们乘上时代的东风，成为这一新的贸易结构中早期的大赢家。

这一敏锐和创新体现在他们各方面的决策中。他们大胆地在商队中率先采用当时刚投入实用的蒸汽机船和电报，以此来赢得信息优势。他们也擅长利用信息“套利”。当沙逊伦敦分公司获悉法国和意大利生丝严重歉收的消息，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将信息传递给远东的上海、香港办事处。这些办事处可以迅速增加买入，先人一步从欧洲丝绸价格上涨中获利。

沙逊家族也是跳出地区局限，在全球范围展开金融套利与洲际银行业务的先驱。沙逊家族成员进入了多家东西方重要银行的董事会，深入介入业务合作。家族的信息保密意识也十分强烈。他们在总公司和办事处雇佣的关键员工大多来自他们的故乡——巴格达犹太社区，公司内部使用巴格达犹太方言来记账和传递信息。对外人来说，这不啻于难以破解的密码通信。《继承之战》中，家族的内斗是剧情的主线，也是洛伊家破败的主因之一。沙逊家族同样饱受激烈的内部竞争之苦。约瑟夫教授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大卫是如何挑动儿子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以“激起他们的竞争意识,为打败外人做好准备”。他将几个儿子派到不同的办事处进行管理工作，这些办事处彼此财务独立，有各自的交易账簿和会计。激烈的内部竞争气氛固然在家族的创业期激发了蓬勃进取的精神，但也助长了家族的派系化和分裂倾向。

在大卫死后不到三年，家族生意就迅速分裂为了彼此对抗的两部分。二儿子伊莱亚斯自立门户成立了新沙逊公司。新公司在老公司有业务的所有城市和港口都开设了办事处，处处针锋相对。老公司也寸步不让，紧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第二代当家、大卫的大儿子阿尔伯特，要求各办事处把兄弟公司的货物定价一五一十地上报给孟买总部以方便做出反击。沙逊家族不但给自己凭空制造了敌人，老公司内部也是冲突不断。各办事处之间的内杠和摩擦日渐频繁，彼此指责对方导致了公司被新沙逊公司赶超的局面。

沙逊公司同样也受制于家族企业常见的另一重困难：寻找合格的家族领导人。在最初的两位主导者大卫和阿尔伯特都去世之后，公司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权力真空。大卫四子之妻法哈本来有望成为填补这一真空的领导人。这位女性睿智且强硬，在丈夫死后接过了领导沙逊公司孟买总部事务的重担。在她负责的十年间，公司的业务大大扩展，不但涉足香港轮船业，还获得了波斯半岛蒸汽机船公司的控股权。在她的支持者阿尔伯特去世后，法哈当机立断重组了孟买总部，将其划分为职权清晰的九个部门。新的公司结构明确规定各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记账系统必须清晰合理，通讯必须采用带关键词备注的备忘录格式。这几乎是一场超前的、有望让沙逊家族焕发第二春的管理现代化改革。

然而守旧的惯性此时已经扼杀了家族的进取精神。公司内部结构的变革对移居伦敦的家族成员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变化，甚至是一种“打击”。这种打击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女性带来，更是让男性成员的自尊心格外受伤。

1901年，伦敦的沙逊家族成员发动了一场“政变”，突然将公司将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占优势的法哈被族人们赶出了家族权力中心。沙逊家族的成员决定从执掌公司运作的重担中解脱出来，将公司的日常营运交给外部的专业人员。在欧洲顽固的等级精神的残余之下，贵族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从“资产阶级”日常的算计和冒险中解脱出来，享受只有统治者才有的余裕和安宁。

大卫和阿尔伯特以自己的冒险精神和进取心为自己的后代创造了摆脱自身阶层的基石，而他们的后代的选择深刻地体现出维多利亚时代新兴资产阶级与贵族统治残余精神风貌的貌合神离。从法哈下台直到沙逊家族完全衰落、落入他手的几十年间，沙逊家族几乎再没有出现吃力不讨好、愿意为家族事业负责“话事人”。一位维多利亚意义上的绅士和淑女是不可能再像大卫那样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1小时的。书中引述了一位当代报纸评论家对于沙逊家族的讽刺，“追求绅士派头的热情，最能扼杀对生意的激情”。这描述的固然是事实，却也未尝不是反映了一战之前欧洲社会观念中公认的“社会价值阶梯”。

约瑟夫教授在指责循规蹈矩、毫无进取心的外部管理人是家族衰落主因的时候，或许过分代入了沙逊家族成员受伤的自尊与懊悔。诚然，职业管理者和家族成员之间存在“委托-代理”难题。只是受人之托打理业务的经理人难以像初创公司的所有者一样敢打敢拼，求稳、去险是默认倾向。但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大部分传统家族生意最终转向由外部专业经理人管理并非偶然。组织的正规化、去个人化缓解了家族企业内斗和缺乏合格管理人这两个内在顽疾，为家族的保值增值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

沙逊家族的衰落史除了体现出家族企业固有的困难，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原因。他们的财富和声望先是取决于鸦片贸易，随后又分散到多种多样的“体面”买卖，但有一点是其无法摆脱的依赖：也就是英帝国，进而是欧洲帝国主义势力对全球资源和贸易网络（信息）的垄断性优势。这一优势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自相残杀中被严重挫败，其远东部分又在二战中近乎被日本的侵略行径全盘剿灭。最后，这一帝国秩序的残余遗产，在战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革命中被扫荡一空。沙逊家族的发家伴随着英帝国在印度乃至远东的崛起，其最终衰落的命运自然也和英帝国在远东不体面的收场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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