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的视角理解人口增长与资源无限】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

邓宇/文 传统的人口经济学通常认为人口的增长是有限度的，预设前提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攫取自然资源的规模越大，但包括化石燃料、水资源以及矿物质资源等在内的资源可能是有限的，一旦开发殆尽，人口社会的发展将可能遇挫。因而，关于人口的增长是否无限度，以及人口增长对自然资源攫取是否有限度，这些讨论始终不绝于耳，甚至聒噪一时。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回顾，目前全球人口的规模显然已经超过闻名遐迩的英国人口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论断，即强调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例协调，防止人口的过速增长。不可否认，人口增长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显而易见，大量的人口增长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有目共睹。经济学层面，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但鉴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生产所带来的环境破坏，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面临枯竭问题。人口经济学虽有争议，但需要着眼于短期和中长期、宏观和微观的不同维度进行深入思考。无论是经济学、人类学，还是生态学或环保主义，不同程度有可取的地方，但也难以避免出现知识的漏洞或经验的偏见，如何实现求同存异是值得思考的话题。

人口控制论和人口增长论从来不是“一体两面”，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美国经济学者朱利安·L.西蒙在新版《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再次详细讨论“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话题，以乐观派闻名的西蒙收集了海量数据，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客观论述了人口增长的积极意义，显然与马尔萨斯的悲观派相左。本书的副标题揭示了作者的宏观叙事，即如何认识并理解“人类在地球上究竟是怎样的处境”，这一命题不但指向历史，而且更指向未来。如西蒙所言，创造一种没有任何风险的文明是不可能的，我们能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警惕和谨慎，夸张的警告可能会适得其反并且很危险。过去人类通过发挥自身的潜能并利用自然资源实现了高增长，创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同时带来了生态和环境破坏，而科技进步同样衍生出诸多新的问题。本书将提供全新的分析视角，既是打破旧“常识”、传播新知识，也是进一步从经济学和人类学角度理解人口与资源的关系。

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否仍有价值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一度盛行。依据这一理论范式，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因而，当多数经济学者在讨论人口经济的同时，始终不忘强调人与资源的和谐发展。现实的境况是，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人口增长意味着将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长期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日益严峻；另一方面，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赖的正是人口，人口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力资源，是切实的生产要素，也是需求端的消费者，庞大的人口规模即是巨大的内需增长优势。“马尔萨斯陷阱”理论是否还能适用？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马尔萨斯当时发表著作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和科学认知等紧密结合。西蒙的著作虽有“语出惊人”的论断，但二者所讨论的范畴却有细节的差异，或因数据的收集，或因理论的范式，或因研究偏好，等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即便从批判的角度来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仍然具有当代意义。

时至今日，重新思考“马尔萨斯陷阱”需要再度确认马尔萨斯讨论的细节。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是在18世纪末期，对应第一次工业革命高潮，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土地和资源的开发如火如荼。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生活资料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但是，这一论断的提出引发诸多争论。西蒙在书中提出，反人口增长的环保主义者今天的处境，与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的处境十分相似。西蒙所生活的时代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高峰，人类社会生产、科技进步达到新的高度，掀起“二战”后的“婴儿潮”，人口增长达到新的高峰，新的生产方式、技术创新等创造了更有想象力的人类图景，因而这可能是西蒙抱有乐观主义的其中的一个历史语境。西蒙这样写道：“我们正处于世界正在创造新资源，并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清理环境的时刻。我们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使生活更美好的能力，正在前所未有地提升。”这种乐观的观点，对我们当今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颇有正面价值。本书对治理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更加强调发挥社会政策或市场的调节功能。

《没有极限的增长》首次出版于1981年，恰逢西方经济增长的高峰，发达国家的增长处于上升期，发展中国家逐渐融入全球化体系，世界经济增长充满希望。世界银行统计，1961年至1979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4.66%。这一增长水平看似不高，但如果对比后面数十年的增速将凸显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换一个角度思考，人口增长的确创造了社会财富，无论是生产端还是消费端，因为人口的增长所获得的财富增长也具有广阔前景。发达国家普遍转向消费增长型经济模式，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6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依托丰富的人口资源获得比较优势，通过投入劳动力资源建立规模化工业，反过来人口的增长催生高速增长的城市化，“人口红利”叠加技术创新爆发巨大的增长潜能。乐观背后却有隐忧，即高能耗、高污染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引发全球气候变暖，水污染、生态失衡、关键原材料过度开发、森林破坏等问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被迫付出更大的环境治理成本，而许多的破坏是永久性的，很难修复。但是，这些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于人口增长，更不能解释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破坏效应。书中提出，人口增长并非以恒定的速度增长，人口变化受到多重力量影响。

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均衡

经济分析维度来看，西蒙认为自然资源的供应（包括能源）可以被合理定义，但是无法被测量，过去关于储存量的估计因预测方法不准确而出现错误，由此造成自然资源稀缺性的解释逻辑本身存在谬误。本书进一步讨论到我们可能获得的自然资源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我们最终可以通过这种自然资源获得的服务数量，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按照当代的语境，传统的化石能源被替代的速度在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投资急剧扩张，反映了这一趋势性变化，表明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创新来解决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但是，是否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停止了呢？答案显而易见，即便是新能源领域（包括电池、新能源的原料），仍然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例如锂电材料（六氟磷酸锂、磷酸铁锂）、光伏材料（工业硅、纯碱）以及风电材料（环氧树脂与碳纤维）。因而，技术进步的确能够解决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在替代化石燃料、促进碳减排等具有积极效应，但目前的技术进步和替代速度还尚未占据主流。西蒙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短期内，所有资源都是有限的。

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如今看来更加紧迫。国际共识在于，过去数百年来的经济和财富增长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资源的耗竭，全球气候变暖和气候风险上升即是明证，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巴黎协定》确立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人口增长相应地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能，但前提是人口增长能否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比如非洲和拉美地区，虽有充足的人口资源，人口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但并非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反而催生了新的贫困。西蒙的范式里，所谓的原材料、资源等能源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有限或稀缺的，而人类的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无限的，可满足人类需求的自然资源也是无限的。具体来看，自然资源的储量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通过人类的聪明才智得到拓展。例如：原材料虽具有稀缺性，但新技术的发展却能够降低原材料成本，同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新能源、数字化、低碳生活等的确革新了人类生产方式，帮助减少环境破坏和能源消耗。

西蒙在讨论粮食和饥荒问题时表达了长期乐观的预期。他认为，消费的增加短期内使成本增加，但长远来看，人口压力既降低了成本，又改善粮食供应。粮食问题并非完全与人口增长有关，新的技术（例如水产养殖）、政府政策和粮食种植的收益等都会对粮食问题构成影响。现阶段，地缘政治局势、粮食供应链安全等也会造成粮食价格的波动，这些均与人口增长无关。在讨论城市扩张、土壤侵蚀、能源和污染问题时，西蒙展现了一位理性经济学者的严密逻辑和详细的数据释疑。从纯经济学思维来看，西蒙的观点和解释具有合理性，而非“信口开河”。无论是城市发展、能源问题还是污染问题，如果仅出于“正义”或“正确”而进行讨论，将不具有建设性。西蒙的讨论没有回避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和生态破坏，但并未将此完全归因于人口本身，而是详细讨论了形成这些问题发酵的多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所发挥的作用。由此可见，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均衡是相对的概念，是短期和长期的演化结果，重要的不是否定这组关系，而是如何寻求从技术、市场以及政策等不同的层面进行修复并改善糟糕的境况。

反思人口增长的经济学范式

“马尔萨斯陷阱”的提出虽有进步意义，但同时也被认为具有历史局限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个理想化模型，囿于当时的历史语境、社会文化概念及技术水平，这一理论模型所提出的观点颇有悲观色彩。马尔萨斯认为，世间的一切灾难都是人口与生活资料均衡过程中的产物，人类的发展也必然与灾难始终相伴。西蒙对此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了解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会令他们远离科学，而科学不仅是我们对抗危险的最佳保护，也是我们取得进步的最佳前景，更是挑战人类能力和精神的来源之一。乐观而言，面对种种难题，人口增长的经济学范式既要加强，也有赋予新的要素，例如绿色、数字、安全等等，而不是拘泥于传统的经济、市场和供需关系。“治愈”地球的呼声是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概念，感情充沛但内容空洞，并且可能主要是出于私利。现实而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但更需要从长远的角度作出改变，如何通过市场、技术和政策引导是更深层次的概念。关键的制约因素是人类的想象力和教育技能，公正合理地执行市场规则。

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往往有相悖的观点。生态学家指责经济学家和人类社会耗尽了地球自然资源，为子孙后代留下的资源太少。经济学家则指责生态学家一边利用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知识成果，一边反对人口增长，而增加的这些人将使知识储备更加丰厚，从而提高未来人们的生活水平。相悖的观点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而争论本身也是科学的体现，马尔萨斯和西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解释了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共同点也在于提醒世人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要实现均衡发展还需要有长远的打算。美国经济学者威廉·诺德豪斯出版的《绿色经济学》围绕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挑战，从科学、观念、制度、技术与行为角度开展分析，梳理人类社会在绿色精神探索之旅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描绘了错综复杂的世界走向可持续未来的图景，并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分析框架与思考方向。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演化和丰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更符合人类未来。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growth）更显重要。

除了讨论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之外，书中还着重讨论了“终极资源”，即自由社会中的人类想象力。西蒙多次谈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诸多益处，包括知识储备、技术进步以及创新，这些积极因素反映了西蒙的乐观主义。西蒙认为：人口越多就有越多的人致力于发现新的资源和提高生产力，不论是原材料还是所有其他商品。支持西蒙的一派认为，前代人有权先用完自然资源，只要他们能增加可再生资本的储存量；而反对的一方之所以质疑西蒙的观点，主要基于当今世界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现状，更多的可能是表达对现状的不满。但当时却有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出版的《人口炸弹》（1968）以及《人口爆炸》（1990）等畅销书盛行，将人口增长“妖魔化”，不但扭曲“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借以渲染悲观论调。但是，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矛盾并非不能调和，通过政策干预和市场价格机制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例如碳排放权、碳税，以及促进低碳转型、扩大绿色投资等也将有助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仍具现实寓意

除了有着严密的经济数据和逻辑分析之外，《没有极限的增长》还蕴含大量的哲学及政策思辨。出于经济学者的思维惯性，西蒙的观点既处处透露乐观的姿态，同时也展现了一位学者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关注。本书的出版历经多个版本，在这一版中西蒙补充了大量新的数据，以对所讨论的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增强观点的说服力，并尝试用新的方法来解释所涉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学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评价此书是激动人心的宣言，是关于资源、人口、经济增长，以及环境等所有人类重大问题的通识性分析。基于发展的视角理解人口增长与资源无限更能贴近西蒙所传达的观点。从长远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仍具现实寓意。一方面，需要解决粮食、能源、水资源等供应稳定及安全问题，而这并非经济层面可以解决，更多涉及到地缘政治、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更加紧迫，国际社会需要为之付出努力，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投入更多的资金、技术以及人力资源。

本书提出的一个观点非常具有穿透力——增加更多的人会带来问题，但人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环顾当今世界，人口增长或许不是最突出的问题。尽管在少数发展中国家仍出现较高的人口增长，但全球范围内人口下降是大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近几十年来，世界人口增长率明显放缓，也使得全球人口爆炸的幽灵自然地消失了。统计显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2021年已降至2.3，预计到2100年将进一步下降至1.8。同时，还伴随比较普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在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研究统计，到本世纪中叶，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预计将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6亿人，80岁及以上的人口增长速度则更快。目前全球人口替代率已滑落至2.3，且持续下降。全球GDP总量最大的15个国家，生育率都低于标准的人口替代率2.1。过去所担忧的人口超载问题已经演变为人口增长大幅放缓问题。可见，“马尔萨斯陷阱”的预设前景已然发生新的变化，需要更新知识、转变观念，更需要付诸行动。

西蒙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我们的愿景应该是什么？人口控制论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们声称要为子孙后代“拯救地球；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减少子孙的数量，而这些人却是他们拯救地球的原因。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分析，普遍认为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要素,而全要素生产率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世界银行统计，1981年至2022年印度的总人口规模从7.13亿人增至14.17亿人，增幅近一倍，而同期印度的GDP平均增速为5.9%，人均GDP平均增速为4.12%。充足的人口数量规模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在于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源、人力资本、知识创新），另一方面在于国家发展和竞争力（GDP规模、人口规模）。即便考虑到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关键可能并不在于人口增长，而在于如何通过市场规则和政策调整来适应生态环境变化，转变思维，推动绿色、创新和包容性增长将是未来人类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一个关键路径。在存在冲突、政治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地方，也就是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总会有暂时的短缺和资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