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一位采访我的大二学生讲到1979年我的高考经历，发现许多事情我简直无法让她明白与理解。连那个年代最基本的日常词汇都需要长篇大论的解释。

比如：农村户口，农业粮，城市户口，商品粮，正式工，国家干部，铁饭碗……这些词汇的身世哪一个不是“孩子没娘，说来话长”？当这些名词渐渐无人能懂的时候，那段历史还能完整鲜活地存在吗？

我急中生智，问大二学生说，“豫剧《朝阳沟》你总该知道吧？”

“老师，我不知道。”

“那你爸爸妈妈肯定知道！”

“嗯，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

我忽然觉得愧对这帮孩子。几代人都应该愧对他们：我们未能把真实的历史传给他们，空白点、空白区甚多。其恶果终会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陆续显现。

不用说，我的日记他们更不会感兴趣了。事已至此，一时也无法可想。还是以多年锤炼、出神入化的“自欺自乐”大法打开旧日记，自己读着玩吧。

读日记可知，1979年高考我竟能进入中专初选，不仅我自己惊喜有加，我的中学老师们也是个个没想到。日记上说，“老师们对我的高考成绩和结果好像很满意”，现在想来，那不是“好像很满意”，那是意外，是惊喜。只有他们料到我会考上，我果然考上了，这才叫“满意”。

几十年间，有一件事我一直心知肚明：高考前老师们没有一个人做出过我会被录取的判断：这太冒险了，太没有根据了，太容易犯盲目乐观的错误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自己也没那份自信。

那年的中专分数线为什么会降？是原有分数线已经录取不到足够学生？这个解释当然成立，几十年来我对此未及深究。此刻我想，分数线是根据考试成绩划定的，为什么又录取不够了？合理的推论是，因那年大中专一张卷，许多被中专录取的考生一心想上大学，不肯屈尊俯就，拒绝了成为一名中专生的机会，宁可复习一年，准备来年再战。所以，原有分数线招不满了。

连我都有所谓的“心理矛盾”，何况那些分数已经接近大学门口的人？我日记里说我“思想上有矛盾”，虽不能算错，但有些矫情。我有勇气舍弃中专不上吗？即使我够胆一意孤行，我家里会同意吗？我父母也从没指望我参加高考真的能一举考中。怎么？瞎猫碰见个死耗子，还不认便宜？还烧包？

对高考这件事，彼时父老乡亲包括老师的看法基本一致：考上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考上什么学校，大专还是中专，中文系还是什么系，都一样。只要能离开农村，进城吃上商品粮，就够了。思想矛盾？吃饱撑的。理想？呵呵，“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还不发达，就是经济发达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也满足不了每个人的要求的。个人的理想必须服从于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一切有益于实现这个理想的工作，都是我们的理想。”

附日记：

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

今天上午我到母校——军屯中学玩儿了一趟，看了看教我的老师们，老师都对我很热情。王宝仓老师还和我握手，真让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呢。老师们对我的高考成绩和结果好像很满意，他们表扬我，帮助我，鼓励我。我把我思想上的一些矛盾告诉老师们以后，老师们说，“什么学校也是一样，这都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这虽然与你的理想不很符，但是，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小局要服从大局。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还不发达，就是经济发达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也满足不了每个人的要求的。个人的理想必须服从于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一切有益于实现这个理想的工作，都是我们的理想。”老师们的话让我很受感动和鼓舞，我再次感谢我的老师——几位辛勤的园丁。他们的名字（毕瑞田，王宝兴，藤忠海，刘丙俊，王宝仓，丁维振）将永远刻在我心中。我这样想，我无论如何，发展到什么地步，都不要忘记他们。我要尽力为他们办事，当然，他们也还会帮助我的。我会常常这样的在心中喊：老师啊——感谢你们。

胡洪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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